保持足够多的人口数量，才是人口政策的核心要素，是须臾不可忘记的重中之重。

进入19世纪，世界出现第一次全球化。全球化之下，有两个明显现象：一是世界各地的联系越来越频繁、越来越紧密，二是世界各地越来越“一致”，某地发生经济危机，各地也都跟着闹；某种文化热潮，各地都流行：某种国家制度，比如海关，大家都差不多。

世界的一致，当然是因为联系越来越频繁紧密。这是全球化这个硬币的两面。那么，在全球化之前，世界各地的联系很少，或者几乎没有，各地分立独自发展，应该就没有这种“一致”现象了吧。

奇怪的是，历史学家在对比1500-1800年全球多地——包括我们中国在内——的历史时，却同样发现很多“一致”现象，当然，这期间的一致性，程度上肯定不如19世纪以后全球化时期，但相比之前，却差异明显。很多重要现象，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。这三百多年中，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整体性。

下面就列举一些这三百年间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一些现象。

城市数量明显增加

在人类文明的很长时间里，城市主要是两种类型。一种在中国比较多，是政治军事中心或者要塞。另一种中国也有，但西方更明显，那就是在长途贸易的线路上，作为中途歇脚地、仓库、物资补给站等逐渐发展而成的城市。

在1500-1800这三百年间，一种新型城市大量出现。这种城市既不在长途贸易线路上，也不是军事政治要塞，而是某个地区的经济中心。周围方圆一定距离内的人们，最初是到这些地方来贸易，后来渐渐搬来定居，出现聚集人口，后来就成为城市。

这种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城市，吸引了很多原来居住在农村的贵族和富人。这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。

城市中商业阶级的兴起

商人当然古已有之，并且早就居住在城市中。但1500-1800这几百年中的新现象是，商人作为一个阶级，在城市中成长起来。以往，城市中的商人，和政治军事上的贵族，很少来往，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。

新现象是：在城市中，随着经济活动的丰富，商人和军事政治贵族有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和往来。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，随之出现的是市民文化大为丰富。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时期文艺上的弄潮儿。

西方是如此。中国也差不多。1500-1800年，对应的是中国的明朝中后期和清朝前期。这正是江南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快速发展的时期。商人阶级兴起以后，不但官商勾结大大增加，而且，由于商人们有实力并且愿意花钱赞助或者购买各种文艺产品，小说、戏剧等市民文化随之兴盛，出版业也加快发展。对中国城市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新现象。

宗教改革运动

提到宗教改革运动，很多人会以为那是西方独有的现象，其实，类似的过程，当时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。

在西方，马丁路德及其宗教改革，和新教的兴起，众所周知。在伊斯兰世界，有苏菲神秘主义的兴起。这两大宗教在这期间的变化，非常类似，都是摆脱原有教会体系的“中介”功能，主张教徒直接和神沟通。这既表明了传统宗教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要，也表明人们有了从个体角度体验宗教的新需要。

说到这里，已经可以看出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“宗教改革”，那就是王阳明的心学。心学，无疑是对正统儒教的一种“叛逆”，其精神内核和西方的宗教改革有很多共通之处。

农村的动荡不安

明清替代之际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，如果放在全世界的角度去看，就会发现，其实是当时“世界农民运动”的一部分。

从16世纪的最后25年到17世纪前75年，英国、葡萄牙、那不勒斯、荷兰、乌克兰、爱尔兰、瑞士、德国、波西米亚、日本、印度、墨西哥、奥斯曼帝国、巴尔干、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……几乎全世界的农民，都在造反。

从表面上看，农民造反的原因无非是因为民不聊生。农村普遍出现歉收和饥荒，加之政治腐败、城市商业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加剧、白银货币秩序的不稳定等等。深一层审视，会发现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影响。当时，出现了一个小冰期，气温下降，降水减少，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
但是，全世界农民纷纷造反，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呢？

游牧的衰落

游牧人和农耕人，又打又交往，纠缠不休两三千年，但到了1500-1800这几百年，游牧如夕阳一般不可挽回地衰落了。

1689年，清朝和俄罗斯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。这个条约，实际上把世界上最大的游牧区，从乌拉尔山到大小兴安岭的草原地带给一分为二了。俄国占据了北边，清朝占据了南边。从那以后，曾经无比强悍的游牧民族被无情地边缘化了。看看今日蒙古的状况。实在很难想象这曾经是一个武力横扫欧亚大陆的强大民族。

不仅在亚欧大陆，在北非、在美洲，游牧人群都被驱赶到边缘地带，成为边缘人群，他们不再是历史的主角之一，甚至连配角都算不上。

导致游牧衰落的直接原因是热兵器的推广。在火器面前，游牧人群擅长的骑射不再有优势。但这只是表面现象。火器只是物，火器背后的城市生活、生产模式，及其动员、指挥、维持复杂军队的组织力，才是游牧衰落的根本原因。城市及其人群整合方式，最终战胜了飞驰的战马和凌厉的弓箭。

以上就是1500-1800年在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同时发生的“一致”现象。由于当时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还很薄弱，之所以出现“一致”现象，只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同时在世界各地出现。

这个“同样的原因”是什么呢？

这就是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。

事实上，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，才是1500-1800年最重要、最核心的“一致”现象，而且，是所有其他“一致”现象的底层原因。

在此期间人口数量增长的曲线，各地甚至都高度一致。从15世纪开始增长，整个16世纪保持增长。17世纪有一个回落，接着恢复，从18世纪到现代一直保持增长。

看到这个曲线，真是让人深感意外。想想看，明清易代天下大乱无数人辗转死沟壑，是哪一年？1644年，就是在17世纪。以往，我们看到太多分析为何明朝灭亡清朝取而代之的理论，但其实……其实这是个全球普遍现象！

就连为何17世纪人口数量有个回落，都可以解释。那就是在人口数量增长一段以后，社会结构难以同步适应，无法容纳多出来的人口，于是就来了个“磨合”“顿挫”。这俩词说起来轻松，可在现实中就是无数人死于非命啊。

到底为什么1500-1800年全世界人口会持续增长？对原因，众说不一，有人认为是因为新粮食作物的推广，有人认为是世界贸易深化的结果，有人认为是气候变化导致，有人认为是传染病威力大减的结果……总之还没有定论。

但不管怎样，这几百年中，全世界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的、明显的人口数量增长。而正是人口数量的增长，造成了其他那些“一致性”现象。

人口增长，经济活动的密度增加，对交易和货物集散的需求增加，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新型城市，才得以出现。

在这种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中，围绕着商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商人阶级的实力和社会地位当然就会提高。而他们的趣味和资金支持，引领着市民文化的兴起。

城市居民，相比农村居民，受到的宗族、封建约束，要弱得多，这就导致了人们个人意识的增长。而个人意识的增长，正是欧洲的新教、伊斯兰的苏菲派、中国的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。

聚集在城市中的商人，利用货币，拥有了控制、盘剥农民更强大的手段和力度。这就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动荡和农民造反。

同样，在城市中聚集的人们，整合水平持续提高，他们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大威力火器，动员和组织起前所未有的复杂军队，具备强有力的后勤、指挥和管理能力。面对这种新型军队，游牧民族无力抵挡，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。

所有这些“一致性”现象，都时时、在在推动着现代化的进程。当人类进入19世纪以后，工业化就水到渠成地出现了，然后，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。

或许可以说，从1500年以来，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，就是人口数量的持续、明显增加。这是最根本的变化，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进入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新阶段——那就是现代化。说现代化是人口数量大幅增长的结果，并不夸张。

一言以蔽之，没有持续的人口增长，就没有现代化。

很多人分析人口问题，往往关注于种种短期因素：劳动力市场、年龄结构、人口红利、自动化节省人工、养育压力等等。更有一些人，执着于所谓“人口素质”“教育水平”等因素。其实，在人口数量这个最重要的指标面前，任何短期因素就是转瞬即逝的浮云，根本无力对抗“数量”这个最核心、最重要的因素。

人口数量，是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和必要条件。只有数量足够多的人口，才能激发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、高端、强大的进程和趋势，才能持续拓展人们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，才能保持国家和社会的活力和动力。

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，保持足够多的人口数量，才是人口政策的核心要素，是须臾不可忘记的重中之重。人口数量足够多，或许短期会有种种压力，但在长时段内，只有人口大国，才有希望和未来。那些人口数量持续衰退的国家和社会，任何政策、资源和技术，都无法挽救他们的衰亡。